遥望风尘

 2015级  李南星

说起德国电影，笔者最先想到的，便是那一部《Die Welle》（浪潮，2008）。《Schindler’s list》（辛德勒的名单，1993）及《The pianist》（钢琴家，2002）两部尽管故事主体是二战时期的德国，但均非出自德国的手笔。因此，德国电影对于笔者来说一直是一块未经探索的神秘地带。而这次德国电影节，正好为笔者，以及大众，提供了一次走进德国电影世界的机会。

2015年德国电影节，是德国电影协会及歌德学院携手举办的第三届电影节。在这庆祝德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12部德国最新的电影被带到了中国进行展映。从分类上来看，其中有comedy两部，thriller三部，drama七部。而在这七部电影中，与二战及两德统一相关的便有五部，正应了本届电影节的主题——“回忆未来”。从中也能看出，导演们对于德国历史中罪恶成分反思的重视，以至于要多次，多角度地以艺术的形式去完成这项工作。

但本届电影节的片子，并不像是当年的《Schindler’s list》与《The pianist》一般直白地对德军的残忍行径进行渲染与描摹，而更多地是借着受害者之口道出这段故事。譬如《Auf das Leben!》（为生活举杯，2014）中，身为犹太人的女主人公在所爱之人的镜头前讲述出自己的经历；譬如《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缄默的迷宫，2014）中受访的犹太人对着检察官讲出自己在集中营中的遭遇。特别是《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中第一个受访者的难言，陪同律师对于检察官一再探问的愤怒，都表明了纳粹对于犹太人造成的浓沉的心理阴影与难以忘怀的伤痛。此外，这些关于二战德国的电影也不再拘泥于战时，而是选在了战后的几个不同时期。《Phoneix》（不死鸟，2014）选在了二战刚结束后的不久；《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而《Auf das Leben》则是一个现代的故事。而这三个时期，人们对于犹太人与纳粹的看法也是不同的。《Phoneix》中，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犹太人在社会当中依旧需要躲闪过日。同时，犹太人对德国人抱有敌意。在《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的时期，由于国家对于纳粹时期的罪恶进行了掩埋，导致大多数年轻的一代均不知在奥斯维辛发生的残忍种种。更有一部分德国人对于揭开历史的真相抱有极大的抵触。影片中男主人公在找寻真相时，被不知名人士以掷石砸窗，寄匿名信的方式进行威胁与谩骂。然而更悲剧之处在于，随着这股找寻历史的潮流，年轻的一代会惊奇而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父辈、身边的面包匠、幼儿园的教师，都曾投身于这场惨绝人寰的“谋杀”。最终，这些罪恶都在检察官的审判中进行清算。而在《Auf das Leben》中，情况就缓和得多。尽管身为犹太人的女主人公曾因战时的心理创伤而放弃歌唱，但在影片的最后她走出了这阴影，再次站上了舞台，唱起了同样的歌谣——当然，她也得到了德国人的接纳。

这种对传统视角的规避，除了新意之外，更能显出德国人，甚至世界对于纳粹与二战的反思与研究的进步：从一种单方面对德军进行的情感与道德上的控诉，逐步上升到了针对多方进行的更加理智的指正。

而在这三者之外，《Elser》（差点改变世界的人，2015）则以传记片的面貌讲述了一个纳粹的反抗者。这部片的时间轴从战前延伸到45年战争结束。而它的反思意义在于，展现出了国家社会党对于德国社会一点点的改造，让一个人们可以自由欢笑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畏言畏行，只可高呼“希特勒万岁”的牢笼。主人公也从一个对政治避而远之的艺术家，逐步变成了一个纳粹的坚实反对者。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影片中这种转变处理得很糟糕，唐突且毫无逻辑。这使得这部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大打折扣。

纳粹一词，可能是德国人永远的梦魇。因为无论其经历了多少场反思，多少次的清洗，进行多少次审判，依然会有人信仰之，利用之，并在特定的时期将其作为噱头滋生事端。《Wir sind jung, wir sind stark》（我们年轻，我们强大，2014）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该片的背景设定于1992年。由于罗斯托克的政治避难难民收容中心（ZAST）已经人满为患，大量的难民在大楼前的草地上露营——这使得当地市民的仇外情绪不断滋生，最终，他们选择了集会抗议。但是这次集会，却在几个信仰纳粹的青年的煽动下不断发酵，变味，由最初择目标、区别对待政治难民与正规移民，变成了对所有外来者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当主人公站在一户民居阳台的护栏上，向楼下的人致以纳粹礼时，楼下的人群中爆出了欢呼，开始沸腾。观者内心的震撼与惧怕不言自明。这也提示我们，纳粹并未死去，它仅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

影片的成功之处，亦或是最理智的地方在于，选择以一种多视角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在政府工作的父亲、与父亲关系甚疏，整日与混混为伍的儿子以及在留下工作与归乡之间摇摆不定的泰国移民。并且每一个人物都“立”了起来，有着各自的利益与情感纠葛。这样才使得整个讨论不流于极端的情绪与趋向单一，而更具有了一种可观的复杂性。

当然，影片的反思不仅止步于纳粹与二战。《Freistatt》（感化院，2015）为我们展现的便是在弗瑞斯特感化院——这一在德国存续了将近七十年的青少年矫正训练机构——中发生的故事。其与外界的隔绝与封闭决定了其内部高压与暴力的产生，其运转的原则是一种社会法则与丛林法则的混合产物。在被改造的青年间，乍一看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但在这之下却也并有温情的存在。前者如头头Bernd对于刚入院顶撞自己的主人公Wolfgang的殴打，后者如当Anton死去时其他孩子的哀切。而在管理层与青年间，只存在服从与殴打。并且，管理层对孩子们的家庭信件进行阻拦，将被家庭抛弃的意识深深地植入孩子们的脑海——这一行动无疑割断了这群孩子身上与家庭之中那条隐形的脐带，使得他们以一种丑陋的姿态开始独立行走。

而戏谑之处在于，无论主人公及其同伴们是享受一时的欢乐与温情，还是深陷绝望的泥沼，那一抹鲜黄的似阳光的亮色几乎一直充斥着画面，极高的对比度又增强了这种冲击。它仿佛是在向观众昭示着：这一切都是这般光明正大，无需遮掩。

整部影片最终以Wolfgang在逃离故乡的火车上探身眺望的长镜头作为收束，颇有一丝《Les quatre cents coups》（四百击，1959）中主人公跑向海边的那个长镜头的意趣。

而在本次的三部thriller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Victoria》（维多利亚，2015）。这部影片赢得了德国电影奖的六个奖项与第六十五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其最出彩之处在于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并且，这种一镜到底并非像是上世纪希区柯克那部《Rope》（夺魂索，1948）一般，通过几个黑场的巧妙剪接与过渡营造出一种表面上的“一镜到底”，而是货真价实，毫无剪辑的一镜到底。这种手法，对于演员及导演都有极高的要求——演员必须保证自己的情绪到位，而导演则要事先将每一幕都在脑海中演绎好。从观者的角度来说，人物的每一句闲扯，每一个动作都能尽收眼中，观影仿佛就成了一种跟踪与窥视。正因如此，观众才能更好地代入主人公的亢奋与惊慌，从而进入这个犯罪与逃亡的故事。

然而，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整部影片的节奏失调，前半段的闲聊与闲逛不免惹人生困。在影片的后半段逻辑漏洞百出。这些剧情上的不足使得它终究只能止步于“实验性佳片”的名号，而无法成为一部令世人折服的经典之作。

而与之相比，《Who am I- Kein System ist sicher》（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2014）则在惊悚的程度上做得更加到位。从用镜上来说，全片镜头切换速度极快——与《Victoria》截然不同——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快速倒下，逼近最后的真相。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本片讨论的主题——黑客与社会工程学。当男主人公在不断地胜过一个个网络黑客之后，他终于将目标瞄准了人类社会这个系统——这也是影片最后反转的关键所在。无论在某瓣上多少人将它斥为《Fight club》（搏击俱乐部，1999）的翻版，不可否认的是它终究是一步与国际水平接轨的电影。

至于两部comedy——《About a girl》（关于一个女孩，2015）、《Hin und weg》（前往并离开，2014），笔者并无打算在此做过多的评论。

再回归前文提到的本届电影节的主题“回忆未来”，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回忆，更是反思，是站在如今的时间节点上望向历史的风尘，去探寻那些一度被隐藏于罅隙之中的东西。正如《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中的那句台词：“重要的不是惩罚，而是记忆与故事。”背负上这些沉重的故事，或许无法保证一个更好的未来，但也能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在前行时步伐更加慎重与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