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的世界
——从古希腊到康德的简单梳理
2014级 张天鹄
从古希腊的米利都派到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乃至更晚近的后现代潮流，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思维之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旧的问题不断被“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但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无疑是通过探索世界的奥妙，来解决人为何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这种向外探求的精神，可谓正是西方哲学的基调。而其中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将哲学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表现出超凡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人类的责任感。
我们生活在何处
虽然地理决定的论调有时令人反感，但古希腊的自然条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自然世界是复杂、无常、令人惊奇和不安的，自然和人的矛盾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而人无法生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上，所以在抛弃了原始迷狂后，第一次有意识地站在大地上时人们所面临的危机中，他们自然地提出“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事物中的变化过程”这类本体论问题。危机的实质，就是在一切都变得可以质疑时，人们不满在生存中被动、无知的地位，开始寻求自身存在的坚实保障。这些问题最初由泰勒斯等早期的哲学家们运用朴素的直观回答了。但事实上，面对事物的变化，人们天然地需要一种固定不变的深层规律，不可能满足于杂乱无章的表面解释。于是古希腊必然地产生了赫拉克利特的普遍理性“逻各斯[1]”之类的观念，这类观念自然地不断被提高，甚至不久还出现了宁可相信自己的逻辑推理也不愿意相信眼前事实的学说，巴门尼德和芝诺便是其代表[2]。人们对于单一、绝对、永恒的认识从未如此深刻，以至于柏拉图最终将事物的原型封存于另一个世界的理念之中，从而使道德问题的解决不得不依赖于独立于身体的、非现实的理性灵魂。柏拉图的贡献最终成为了西方哲学传统而又独特的思维倾向。尽管亚里士多德为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尘世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古代哲学经由新柏拉图主义和教父哲学还是迅速导向了中世纪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由于否定了现实世界并且要求“得救”，人生动的存在被人自己制造的幻象压制，堕入危险的混沌深渊。
我们何以认识世界
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地位和现实世界的地位被重新确认，宗教改革、复活的怀疑主义和科学革命驱动着新的时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的重要问题。原本可以期望由此为人的存在打下坚实而深刻的基础，但随着大陆理性主义-唯理论和英国经验主义-经验论的分道扬镳，认识问题反而成为那个经典危机的化身卷土重来。如果连认识的确实性都不能保证，那么人存在的根基依然是不可靠的海市蜃楼。
唯理论认为人先天具有的理性是真理的源泉，人之所以能够推知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依赖于理性而构成的，而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只能从后天经验或感觉中得来；唯理论通常指责经验论认为感觉经验并不可靠且无普遍必然性，易于陷入怀疑论，而经验论则反驳唯理论为虚妄，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并且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更多知识。这一斗争对伦理道德领域的影响，则表现在善恶的标准、自由是否可能等重大问题上。从理论来源的角度看，唯理论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倾向的传统特点，而经验论新增了对当时收集整理材料阶段的科学方法的反映，二者延续了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3]，其矛盾之尖锐在当时几乎无法调和。显然，只有科学研究进入一定的自觉阶段后才能对这个问题有所突破。
康德的答案
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掀起德国哲学大革命的康德为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并解决道德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牛顿和卢梭则是其重要的启发者。科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描述归纳材料的阶段已经结束，牛顿创立其力学时所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既不同于经验论单纯的描述与归纳，也不同于唯理论单纯的演绎和推理，而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4]。同时，作为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驱的卢梭，在伦理道德方面关于自然良心、道德情感的观点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和鼓舞[5]。由此，不满于经验与理性之分裂状态的康德希望建立能够避免谬误的新的形而上学和更加合理的伦理学，他在认识论和伦理道德两方面的创见从人运用自己理性的角度将人的地位和尊严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对待“头顶的灿烂星空”的问题上，康德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视为两个部分的共同作用。他一方面肯定了人本身具有的一种不必依赖于经验而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就是先天具有的认识框架，或者说是处理对象的能力，如时空、范畴、理念等，以此赋予人认识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他提出必须由感觉经验提供认识材料，以确保真实性，避免唯理论的僭越独断。将二者结合，人便能够作出“先天综合判断”，这样既保证了普遍必然性，又保证了人能获得真正的新知，还避免了理性去探索不可经验事物的僭越，清算了旧形而上学，建立了“科学的形而上学”，从而回答了“我能认识什么”的问题。康德的这一贡献被誉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6]”，因为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他大胆要求客体符合主体，主体运用理性主动地构造（而非创造）客体，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认识只是主体机械地反映客体的观点。事实上，这也说明了自那时起，在科学探究的领域里，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不再如学生在台下认真听讲，而是如同坐在审判席上接连不断地用理性提出的问题来质问自然一般。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
康德通过立足于经验的认识规定了理性的界限，从而为信仰留下了位置。借助预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三个条件，康德建立了“心中的道德律令”。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够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保证其结果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得以成为道德律令，并实现通过善良的意志达到善的可能。且因为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德福一致得以保证，回答了“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人作为自由的立法者，遵守自己的立法是自由的，人是目的，人自由地择定自己的目的，而不被作为手段使用，不再仅受感性欲望支配，不必凭借他物实现自己的价值，人从单纯的因果必然中解放出来，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不言而喻。
康德回答的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一个总问题。通过康德的宣言，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已经成为了“人的世界”——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人能够存在的世界，人能够有所作为的世界，与“经典危机”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壮丽的自然领域和神圣的道德领域在人的理性之中得到了统一。对此，我们不禁感叹人类理性的伟大，或者，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伟大。这样的评价固然没有超出启蒙的精神，但康德对人类理性的谨慎运用却使其获得了无比坚强的支柱。
人的未来 我的期望
我以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极具前瞻性的。依赖于人类理性的正当运用，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曾经主客体尖锐的对立关系，今天的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大量创造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自然界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也已经大不相同，世界所呈现的人化特征会越来越明显，人的主体性正体现于此。另外，“永久和平”[7]的国际政治体系正在形成和完善，各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总体较康德所处的时代有了大幅改善，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尊重，可以说世界如康德的预言般地乐观发展着。
但是很遗憾，我们人类目前的状况仍然存在众多问题：取代旧世界的庞大、复杂、多元、混乱、非理性的“现代”变得难以理解，甚至失去控制；由工具理性的泛滥引起的人的异化[8]尤为严重，精神与物质的发展水平不甚协调；环境破坏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也成为新问题的来源……如此种种又将人置于被压迫的地位，“危机”大有再来之势，这显然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以当今的视角来看，康德的答案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例如其物自体不可认识，先验的成分本身并不是彻底的解释[9]，保留了宗教信仰，伦理的绝对主义等等。对此我们应当坚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去批判继承康德的学说，特别要坚持和发扬其最具价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立足于当下历史性的实践，才能更好地利用其有益成分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将面对的问题，来为我们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服务。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的统一，这应当是人类解放之宏伟蓝图中的重要部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相信人类终将能够达到“意识即现实”的境界，“危机”终将不复存在，世界终将成为人类实现自身的舞台。
[1]逻各斯，希腊语：λόγος，英语：Logos。西方哲学重要概念，指支配万物的规律。亦有“话语”之意，这种结合使得其内涵变得十分微妙，其影响延续了整个西方哲学史。
[2]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 ὁ Ἐλεάτης，亦即Parmenides of Elea）从感性世界概括出的“存在”是永恒的、单一的、不动的、完满的、可思想的。他认为“可以被想象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同时断定了感性世界是假象。其学说建立在逻辑的原则之上，利用语言作出推论，突破以往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的局限，进入了对本质的讨论。芝诺（Ζήνων ὁ Ἐλεάτης，亦即Zeno of Elea）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包括“阿喀琉斯追乌龟”和“飞矢不动”，用以支持其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学说。
[3]二者的争论在于承认“一般”是确实存在的还是承认“个别”是确实存在的。极端的唯名论甚至认为事物的共相只是名词而已，是毫无意义的“声音”。而极端的实在论则认为它们在外部是独立于个别且实际存在的东西。虽然表面上争论集中于一个特定问题，但仍然可以看出争论的本质是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思维的对立。因此不难理解二者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全面斗争中的延续和爆发。
[4]关于牛顿的方法论，一说将其总结为：建立概念体系、提倡实验哲学、“不杜撰假说”、普遍的归纳法、寻求普适原因、演绎综合方法。
[5]例如人的道德与知识不甚相关这一点促使康德将认识论和伦理学分开考虑（但二者仍然由理性连结）。
[6]哥白尼的日心说将人们原来认识中的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此处用来给康德的学说作比喻是十分生动形象的。
[7]战争不是理性的产物，康德期望未来再无战事。
[8]人的异化可以理解为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改变或扭曲人的本质，以至于人的个性无法全面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
[9]实际上看似先验的部分仍然是人类集体长期实践的结果，由于忽略了历史性、社会性，它们才看起来是“先验”的。
